在安徽省休宁县西南边陲、皖赣交界的崇山峻岭中，藏着一个古老而又美丽的红色村落——石屋坑。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中共皖浙赣省委的常驻地、皖浙赣红军独立团的根据地，被人们称为“皖南革命的摇篮”、皖浙赣地区坚强跳动的“红色心脏”。

开辟拓展根据地

休宁县汪村镇石屋坑村坐落在休（宁）婺（源）祁（门）浮（梁）交界的鄣公山北麓，这里山高林密、峰峦叠嶂，地势险要、交通闭塞。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皖浙赣边区的党和红军游击队，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而石屋坑村就是当时开展皖浙赣地区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活动中心，当时全村仅有36户98人，群众主要是以种山、伐木、制茶为生，生活十分贫困。在上海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的余玉堂(鄣公山人)来到石屋坑亲戚胡日进家，村民们亲热地把他围起来，好奇地问这问那。余玉堂谈起了上海的茶楼集会，谈到了为穷人谋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深受压迫的青年胡同庆、张志澄等人顿开心扉。于是，他们在亲邻中串连起来。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奉命返回皖南坚持游击战争的皖南红军独立团团长熊刚、政委刘毓标，率领一百余人途经鄣公山、高舍、石屋坑。在前往汪村途中休息时，熊刚、刘毓标商量：这一带地处皖浙赣三省交界，山高林密，群众生活苦，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工作开展起来可以影响三个省。当天，他们还率部队到石屋坑宿营。群众不明真相，纷纷上山躲避。几天后，独立团在高舍留下一个班，由一名指导员带领在这一带开辟工作，其余前往太平柯村(今属黔县)苏区寻找宁春生和张政委。一次偶然的机会，石屋坑胡日进在妻子的舅舅谢正发家(住高舍)结识了独立团留下开展工作的老彭。彭、谢二人应胡日进邀请，以亲戚名义随同胡日进来到石屋坑。老彭见村中青年已受进步思想影响，当晚便秘密召集了7人在胡旺九家楼上聚会。老彭宣传红军的宗旨，分析农民贫困的原因，讲述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命”的故事和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动人情景，号召大家要团结起来抗捐、抗税，打倒土豪劣绅，协助红军工作。

经过串连，数日后，老彭带几个同志住在村中，继续开展工作，秘密召开会议，商议建立石屋坑农民团，推选胡同庆为农民团团长、张志澄为副团长。参加会议人员手捧鸡血酒，对天盟誓：“参加革命，赤胆忠心，要是被捕，不讲别人，死就死一个。暴露机密，全家鸡犬不留，吃矛子死。”这时，熊刚、刘毓标率领的队伍也因柯村苏区失陷而返回石屋坑一带，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经过红军战士的宣传，鄣公山、高舍、石屋坑的工作逐渐巩固，群众知道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是为人民翻身求解放而斗争的，都逐渐靠拢红军，支援红军，每家门上都挂上“一条红布”，作为联络暗号。不久，村里先后又成立了赤卫队(队长张志澄兼)、妇女会(主任胡秀美)和儿童团组织。1935年5月底，余玉堂、谢正发、胡同庆、张志澄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石屋坑支部正式成立，胡同庆任书记。根据上级指示，党支部的工作不断向田里、岭脚、麻田、汪村、上大连、下大连等地发展。党支部和革命群众团体的建立，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鄣公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赣东北苏区已转入了艰苦的游击战争。同年秋，闽浙赣省委书记关英进入皖南，在休宁县里广山找到了刘毓标等同志。刘毓标和熊刚等带领关英书记来到石屋坑，从此，石屋坑、高舍、鄣公山便成了省委常驻的地方。在省委的领导下，各游击根据地的负责人先后在鄣公山一带汇集，以鄣公山、高舍、石屋坑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展。1936年4月，省委在鄣公山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将“闽浙赣省委”改为“皖浙赣省委”（关英任书记），下设5个特委，分别是赣东北特委(余金德任书记)、皖赣特委(王丰庆任书记，李步新任副书记)、开婺休特委(赵礼生任书记)、上浙皖特委(邵长河任书记)、下浙皖特委(何英任书记)。与此同时，“皖南红军独立团”也改为“皖浙赣红军独立团”，熊刚任团长，刘毓标任政委。地方党组织在省委领导下，与独立团行动密切配合，以走亲访友为名义，避开豪绅地主的耳目，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发动，田里、岭脚、小连口、麻田、小连坑等村先后建立了党支部，支部的工作已秘密地开展到国民党汪村乡联保办公处。1936年5月，中共石屋坑区委成立，由祁婺休中心县委下辖的休婺中心区委书记倪南山同志兼任书记。

设法支援咱红军

1935年6月，皖浙赣红军独立团在鄣公山地区站稳了脚跟。为扩大游击根据地，红军急需一批电筒、电池、纸张、油印机及粮油、药品等物资，而附近集镇上这些物资数量很少，敌人控制很严，村党支部和农民团几番商量，一方面发动群众先后多次分散地把粮食、油盐、药品等藏在粪箕和粪桶底下，偷偷通过敌人封锁线送给红军；另一方面通过在杭州经营木材的张顺昌(石屋坑人)购买物资，以张顺昌的名义在汪村开南货店进行转运。不久，又派人到上海、景德镇开黄烟店，为红军部队购买物资和搜集情报。同年10月，红军游击队把采购一大批物资的任务交给张顺昌，并派两名战士以伙计身份随同。不料被在汪村开店的汪承焕跟踪发觉。年底返回时，汪承焕向溪口区署告密。船一到溪口，随行的两名战士就被捕牺牲了。张顺昌被捕后，敌人威逼利诱，但因丝毫不肯吐露真言，也被敌人杀害了。然而，革命群众并未被吓倒，农民团继续利用去婺源、瑶里、溪口挑米的机会，将力士鞋、火柴、电池、药剂等禁品物资埋在米中，带回村送给红军。

为了解决红军独立团战士穿衣问题，在石屋坑胡同庆家三楼建立了缝衣组，由红军老谢指导，农民团员余接花、胡冬时、胡慈玉、余时女等日夜为独立团赶制衣帽，保证独立团战士能穿上棉衣过冬。红军在当地“堡垒户”的掩护和支援下办起了小印刷厂，不断油印文件和传单，宣传革命真理，唤起民众联合起来向敌人作斗争。

1935年入秋之后，敌人加紧了对休宁西部地区的封锁，强迫群众在通往鄣公山、石屋坑必经之古道的田里村头和汪村“塘泥洲、尖刀山、寺坞口”三个山头上修建了4座碉堡，日夜盘查，监视红军游击队行动，并组织“清乡委员会”和便衣队“清查户口”、“编组保甲”，给怀疑通红军的群众发灰色符号佩带，没有嫌疑的群众发白色符号佩带。凡石屋坑、高舍群众经过汪村，无论大人、小孩，都要逐个搜身。以此限制群众购买物资，达到断绝红军物资供应、限制红军活动之目的。1936年春节前夕，村农民团决定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筹集部分猪肉、粮食想慰劳红军及伤病员。他们以替汪村保安队办年货为名，派人到屯溪、休宁、婺源、沱川等地购了3头肥猪、3只肥羊。腊月二十八日晚，农民团派人通过与保安团打麻将来牵制敌人，待敌人疲惫熟睡时，张焕杰、张庆全二人便巧妙地用装满炉灰的布袋套住猪羊的嘴，把猪羊宰好，连夜抄山路，将肉和大米送到红军住的山棚，保证了红军首长和战士们过上一个愉快的春节。

敌人的长期严密封锁，使红军粮食经常接济不上。为了不使首长和战士们挨饿，党支部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为红军排忧解难。一次，通过石屋坑人王佑圭的亲戚李德开，设法从浮梁买进一担米，驻田里村的便衣队发现有人挑米进石屋坑村，顿起疑心，一位便衣队员便尾随而入。到了王佑圭家，敌人问李德开：“这米是替谁买的？”王佑圭见情况不妙，连忙接过话茬说：“是余厚财托我亲戚买的”。说完，连忙泡茶安顿李德开与便衣队员坐下喝茶歇力，又借口去给买主打招呼，找到了余厚财，交待了应急办法。不一会儿，王佑圭领着余厚财来了，便衣队员又追问余厚财，余厚财从容地回答：“实不瞒长官，由于你们盘查得太紧，只要听说是石屋坑的，人家连米都不敢卖给我们。村里好几家都已经断粮了，实在没有办法，大家才托我出面，请佑圭的亲戚德开帮个忙……”正说着，村中群众陆续前来称米，便衣队员见张家2斤、李家3斤，一担米很快分光了，只得垂头丧气扫兴而归。事后，群众又把米集中起来，利用各种机会送到了红军住的山棚。

据统计，皖浙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中，党支部发动全村群众共为红军筹集银元9000余元。其中配合红军向豪绅地主筹款3000元；又按关英同志“要改变斗争策略”的指示，利用可靠关系向豪绅晓以大义筹资6000余元，为鄣公山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血肉相连齐斗争

游击根据地的不断扩展，使敌人惶惶不安。安徽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命中校参谋杨自立亲率两个中队兵力进驻汪村，四处修筑碉堡，训练壮丁队，向我游击根据地“清剿”。为了麻痹敌人和掩护红军开展工作，经上级同意，村党支部派人与汪村保安队联系，主动要求派兵进驻石屋坑，敌人遂派王小队长率一个班驻防。这时，村里的赤卫队改名“壮丁队”，“壮丁队”每天请王小队长和保安队员吃喝打麻将，巧妙地从敌人口中获得汪村一带驻敌人数和装备情况，及时向红军报告。红军采取引蛇出洞的方法，将保安队引到大连、瑯溪、狗肠岭等地进行袭击，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为了确保省委负责同志的安全，党支部选定易于隐蔽且便于转移的石屋坑村民张志周家楼上作为省委领导居住的地方。万一情况紧张时，首长们也能保住安全。有时楼下由我们可靠的同志陪着敌人打麻将，楼上的关英等同志却仍然照常开展工作。

1936年4至5月间，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和省委委员、独立团政委刘毓标等7人，正在石屋坑张志周家研究工作，突然从婺源沱川方向来了一百多敌人围住村子，儿童团员张仲光发现后，急忙告诉了农民团员胡冬时。胡冬时见情况十分紧急，一面招呼关英等同志隐蔽，一面派人通知全村烧茶、炒瓜子，开门“迎客”，并通过农民团员余成圭与敌保安队长余大善的同乡关系，缠住余大善，用缴获的烟枪“招待”，还答应给“弟兄们”凑几个烟钱。午后，余大善银元入袋，醉眼朦胧，带着他的弟兄们离开了村庄。当晚，关英同志等召集农民团负责人开会，表扬了石屋坑群众临危不惧的精神和敢牵“牛鼻子”的胆略，并要他们转告全村群众，这次的“招待费”和米由红军拿出，补偿群众的损失。

几天后，在石屋坑附近的葛藤坞、野猪塘、螺丝宕等密林中，村农民团和赤卫队建立了15个秘密棚和红军医院，并派人暗中保卫和联络。每个棚里挂着一只水箱，系上藤索，从草丛中一直通到路上。晚上一有情况，只要敌人绊动或报警人拉动藤索，水箱立即翻倒，睡在棚中的人被冷水淋醒，便赶紧转移，安全可靠。

1936年的夏秋之交，红军独立团通知，凌晨有主力部队路过村子，要求保证部队行军安全。党支部与赤卫队商量，决定以鸣放土枪为号，一面派人通知红军听到枪声要迅速通过；一面告诉驻村保安队：“壮丁队”晚上要检验武器，擦枪试枪，听到枪声不必惊慌。当时，真正的保安队晚上是从不敢出来的。到了子夜时分，200多人的红军主力队伍已安全过境。

在敌人的血腥镇压和疯狂围剿下，村里的赤卫队分别在火烧山、麻田、平鼻岭四处参战。1936年10月，国民党保安队第八中队队长毛孙率队赴大连“清剿”后返回汪村，红军独立团一部探知消息，在村赤卫队配合下，埋伏在地势险要的麻田岭两侧山上，当走在前面的一个敌分队到达半山时，红军发起攻击，敌人后面两个分队吓得掉头逃窜。被包围的一个分队死伤10余人，红军缴获机枪两挺，步枪十余支，还有电话机等战利品。

1937年春，闽浙赣皖边区“绥靖”公署调集十几个正规师和三省保安团，分三路向我皖浙赣游击根据地大举进攻，三年游击战争转入最困难时期。关英同志决定，独立团向浙西南方向活动，寻找刘英、粟裕，与中央取得联系；留下倪南山等部分同志在休婺地区持续开展斗争。

敌人疯狂地“移民并村”，烧、杀、掠、抢，妄图割断群众与红军的联系，红军游击队的粮食吃光了，就只好吃野菜；没有火柴，就用火石打火；没有房住，就自己搭棚……一时血雨腥风，白色恐怖，让红军遭受严重摧残。虽然他们困难重重，但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走遍了无数的崇山峻岭和羊肠小道。许多烈士的鲜血洒在休宁西乡的土地上。鄣公山的六股尖，一次就冻死了红军战士20余人，他们的忠骨仍埋在源头大冈上。

敌人的血腥镇压，始终没有动摇人民与红军的鱼水联系。有的群众想念红军，饱含深情地把仅有的一点玉米凑集起来，偷偷上山送给红军；有的群众利用上山劳动之机，把带的中餐挂在事先商定的树上让红军来取，自己却忍饥挨饿。女农民团员余成圭乘“并村”混乱之机，溜到野猪塘秘密棚，把唯一的一只老母鸡和一点粮食送给了中心区委书记倪南山。倪南山同志望着瘦骨如柴的余成圭，怎么也不肯收。余成圭着急地说：“这只鸡就烧点汤给受伤的战士们吃吧……”

一次，余成圭、吴顺玉余成圭、吴顺玉二人设法把玉米粑送到倪南山同志住处，谁知倪南山已被叛徒张开太骗走。途中，倪南山同志发现情况不对，便摆脱叛徒另找别处隐蔽起来。余成圭、吴顺玉二人见倪南山同志不在，顾不得回家，立即四处寻找。到了第三天，才在石狮的一个石洞中找到了倪南山同志，便迅速另选安全地点将他隐藏起来。不久，党支部书记张观宝替红军买米不幸被捕，敌人拷问了三天，他什么也不肯招供。一个雨夜，叛徒张开太带着保安队用枪押着张观宝去抓倪南山同志。夜黑路滑，张观宝怎么也摸不着报警的藤索，秘密棚越来越近，突然他大声叫喊：“我找不到，要死就死在这里！”倪南山等闻声，知道情况有变，很快安全转移了。

1937年1月，皖浙赣红军独立团开到村中宿营，当时部队缺鞋少粮，部分伤员急需照料。党支部和农民团连夜发动群众赶磨玉米、补鞋献鞋，安排人员照顾伤员。次日晨，敌四十六旅闻讯赶到石屋坑“清剿”。关英、李步新、刘毓标等红军首长，在农民团员陪同下亲自上山察看地形，选择小岭头进行伏击。战斗打响后，全村群众烧水送饭，支援红军。经过一天激烈的战斗，生俘敌副连长一名，毙敌数十人，缴枪百余支。部队撤离前，首长们告诉大家，时间紧张，来不及打扫战场，牺牲的同志请代为埋葬，遗失的东西代为收藏。当天夜晚，农民团召开会议进行具体分工。第二天拂晓，十几个赤卫队员对红军作战的长达五华里的山头，进行了细致检查，发现4名红军战士的遗体，立即将牺牲的同志入棺埋葬，并用枯枝腐叶掩盖其上，以防敌人掘棺请赏。

恪守誓言夺胜利

在敌人的眼中，石屋坑成了“匪窝”。敌人多次派兵“清剿”，实行残酷的“移民并村”、“五家连坐”。村中群众三次被迫搬迁，人们流离失所。村并了，家搬了，人抓了，但人民与红军的血肉联系却始终没有被割断。

1936年5月，村中部分群众被迫搬到田里村。时值采茶季节，国民党政府下令全面封山，烧毁山棚，不准进村，不准上山，不准采茶。“封锁令”持续到当年8月，群众才陆续回村。1937年2月，敌人由于小岭头战役的惨败而恼羞成怒，逼迫群众三日内全部搬到田里、岭脚，并在田里设置“木城”限制群众行动。在叛徒汪鹤鸣的带领下，抓走了10余人关进休宁监狱，严刑拷打。张仲宏被烧烂屁股，不能坐卧；张柳堂被打断脊骨，释放时只能爬行；张志周在狱中受尽折磨，得了水肿病，释放后便离开人世……其景况惨不忍睹。

1937年底，红军游击队奉命开赴瑶里集中整编，奔赴抗日前线。杨文翰率领的红军游击队与上级失去联系，仍在这一带发展队伍，坚持斗争。村中不少青壮年参加了杨文翰的部队，转战休婺地区。1941年，敌人又疯狂地捕杀这一带革命群众，第三次威逼群众搬家，村中鸡犬不留。当时村里的群众有的投亲靠友，有的流浪乞讨，有的家破人亡。吴顺玉(女)因不肯招出杨文翰的行踪而被敌人抓到冯村碉堡吊打，后关进休宁监狱，怀孕4个月的胎儿烂在腹中……待群众返村时，村里已是蒿草丛生，屋破房空，满目凄凉。

在艰苦的岁月里，石屋坑人民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淫威，忠于革命的赤诚之心始终没有动摇，先后有7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20余人被抓坐牢。敌人对他们施以酷刑，“踩扛”、“猴子抱桩”、“十指穿针”、“烟熏鼻子”、“火烧下身”等无奇不有。但他们恪守参加革命时立下的誓言，坚信革命一定要胜利，书写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余成圭一门忠烈，一户有三位烈士。大儿张仲云，参加红军后行军途中冻死在鄣公山源头大岗。二儿张仲宏，因参加杨文翰游击队活动，一九四一年被敌人残害在小连口。丈夫张志流同志，为了保护休婺中心区委和伤员，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波，弄粮弄药。被捕后，敌人拉拢欺骗，要他讲出党组织名单和红军驻地，要钱给钱，要官给官，保证生命安全。张志流同志响亮地回答：“共产党员头可断，血可流，叛党、叛革命办不到！”敌人见软的不行，便将他吊起来，严刑拷打，老虎凳、火烤、水灌，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都用上了，得到的回答仍是痛骂：汉奸、走狗、卖国贼！敌人一无所获，在汪村凶残地杀害了张志流同志。

据统计，三年游击战争中，牺牲在以石屋坑为中心的皖浙赣边游击区的红军战士达到2000人。为了掩护红军，石屋坑人民筹办军需物资、带路、传递情报、掩护红军，和红军血乳相融、患难与共，取得了累累战果，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曲曲感天动地的革命赞歌。

红色基因代代传

经历寒冬的人们会倍加珍惜春天的温暖，经历了艰苦斗争的石屋坑人民深深地懂得，革命成功来之不易，一定要保卫好这胜利的果实。

全国解放不久，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妄图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1951年10月，以张四维为首的一股残匪，流窜到鄣公山大岗，妄图伺机骚扰我军民。为配合我军追剿这股残匪，民兵张志成、张永龙押着投降的匪徙，带着追剿分队长吴连胜给残匪的劝降信，上山寻找这股残匪。他们翻山越岭，在第三天晚上发现残匪龟缩在养天钛山棚，即向他们递交了劝降信，并详细交代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迫使残匪7人接受劝降，随张志成、张永龙到村子缴械，交出手枪2支，长枪7支，子弹100余发。1952年，张志成同志光荣地出席了县英模代表大会，被评为乙等“肃匪英模”。

在这波澜壮阔的三年游击战争中，石屋坑军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皖浙赣省委等地方党组织根据党的纲领，独立自主地领导红军游击队和群众积极开展革命斗争。石屋坑“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红色基因，是这块革命热土留给后人最为宝贵的财富。

原中共皖浙赣省委委员、皖赣特委副书记李步新，中共皖浙赣省委委员、皖浙赣红军独立团政委刘毓标在1983年所发表的《忆皖浙赣边三年游击战争》一文中曾说：“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们的部队始终坚持了党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与政治委员制度，强化落实党的组织核心作用。皖浙赣边游击区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始终保持着党的组织网络。”无私奉献的鱼水深情是石屋坑军民的革命情怀，当回忆起三年游击战争时，刘毓标将军说：“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们就是‘三靠’——靠党、靠山、靠群众，方能在战争中一次次取得胜利。”而对于石屋坑，刘毓标将军又如此说到：“石屋坑当时全村都红了，这个村的党支部和群众，为了扩大游击根据地、掩护省委、支援红军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85年10月10日，刘毓标将军满怀深情地写下了《忆石屋坑往事》一诗：“三年游击战争，石坑贡献最优。只为革命需要，甘愿洒血抛首。全仗赤诚群众，使我活动自由。敌虽进村驻守，省委高枕无忧。我登高楼议事，敌在村中盲游。我开群众大会，敌蜷龟壳发愁。我军经村通过，无须丝毫担忧。人民功如繁星，恕我未能叙就。今日有幸尚存，更加怀念战友。胜利来之不易，先烈永垂不朽。”

80多年过去了，光阴似流水，但石屋坑的红色故事还在延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石屋坑人是勇敢者、战斗者、先行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石屋坑人一样不甘人后，勇往直前。现如今，中共皖浙赣省委驻地旧址——石屋坑，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安徽省廉政教育基地、黄山市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基地。传承红色基因，深挖红色底蕴，发展红色旅游，新时代的石屋坑故事依旧催人奋进。

作者：中共休宁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主任  黄俊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