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本经商

徽商资本来源之一。借高利贷从事商业经营，是徽州商人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金声《与徐按院书》指出：徽州人"虽挟货行贾，实非己货，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但以运货于其手，则伊若如其所有，而以为此民货也"。婺源人江汝元便是以贷本经商起家，终致大富。

佃仆制

具有严格隶属关系的租佃制度，明清时期流行于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广东、福建等省的某些地区，安徽的徽州地区尤为盛行。佃仆有时被称作地仆、庄仆、庄人、住佃、庄佃、火（伙）佃、佃民、伴当、佃童等，另外还有祁门的庄户，黔县、休宁的小户、小姓，歙县的底下人，绩溪的祝活，以及查湾的郎户和小户之称，都是性质相同的名称。郎户亦称拳头庄，小户又以承担的劳役而赋予不同的名称，诸如守坟庄、包袱庄、抬棺木庄、龙灯庄、吹打庄、道士庄、火把庄、挑担庄、抬轿庄、粮仓庄、守夜庄、守木庄、修房庄、搭戏台庄等，庄是庄仆的省称。

佃仆的来源有多种形式，或由家内奴仆释放而来，或因佃种地主或祠堂的土地而来，或因无处栖身而被迫居住地主庄屋以致沦为佃仆，或因先人葬于地主山场而沦为佃仆，或因入赘、婚配佃仆的妻女而沦为佃仆，或因生活所迫卖身为佃仆。佃仆的生活环境恶劣，受地主的田租、山租、高利贷和额外农产物勒索等剥削，还必须为地主的冠婚丧葬及日常生活提供摇役。佃仆与地主之间存在着主仆名分，没有迁徙的自由，婚配受到干涉，没有科举入仕资格，甚至言谈、服饰等日常生活小节亦受到束缚与干涉。在法律地位上佃仆同于奴仆，日常生活中同样遭到歧视。但是佃仆与奴仆存在性质上的区别。地主对奴仆的人身控制是无限制的，对佃仆则有限制，驱使佃仆是有条件的；佃仆是主人的"人"，而不是象奴仆实为主人之"物"；奴仆以口为单位计算，佃仆则有家庭，有一定私有财产，以户来计算。佃仆是由于种主田、住主屋、葬主山而以契约或宗规家法的形式确定与主人的关系，并归属于整个宗族的家奴，社会地位介于奴仆与佃户之间，这种以大量佃仆存在为基础的佃仆制，产生于东晋、南朝、隋、唐的部曲、佃客制的基础之上。它在徽州特别盛行，可以归结为徽州乡绅势力特别强、奴隶制残余一直遗存等原因。但是，到清朝中后期，由于佃仆的绝对数量逐渐减少，谣役地租开始向货币地租转变，还有佃仆、奴仆起义频繁发生等原因，佃仆制日渐衰落，最终走向消亡。

非勤俭不能治生

徽商持家、经营方式。语见《丰南志·从父敬仲公行状卜"非诗书不能显亲，非勤俭不能治生。"意思是只有通过读书做官，才能光宗耀祖；只有勤俭，才能发家。徽州第一代商人，大多一贫如洗，勤俭发家显得尤为重要。婺源人李祖记，早年业儒，因生活贫困，弃儒就商，从事贩木。凡竹头木屑均舍不得丢弃，收集起来，各当其用，逐渐发家致富。既富，勤俭不减贫困时，每天粗茶淡饭，一件布衣穿了十多年，一双云履只在见客时穿。居室极陋隘，也不新建，资金全部投入营运。富商大贾，也以勤俭自律。歙县大盐商鲍志道，拥资巨万，不事奢侈，家中不专备车马，不演戏，不豪宴请客。

贾而好儒

徽商特色之一。明代有人把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儒贾以经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两者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太函集》卷52）。徽商贾而好儒，受到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使他们在经商中，善于运用心计，精干筹算，审时度势，决定取予。明代欲人黄镰，少时从儒就学，立下经世之志，后来弃儒经商，在闽、越。齐、鲁间进行商业活动。由于善于洞察"盈虚之数"，故精干"进退存亡之道"，获利甚多。清代款人叶天赐，生性聪颖，工诗词，擅书法，因家贫行贾，"料事十不失一"，一跃而为扬州富商。

归德孟尝

徽商对待债务的一种态度。语见敦县《潭渡黄氏族谱·故国子生黄彦修墓志铭卜"赢则不贷，贷则不赢，重以岁凶，索之何益？冯援侠客，犹能归德孟尝，公等休矣，吾不逞椎牛。"徽商经常免除一些债户无法偿还的债务，明代婺源商人汪拱干一次焚券达数千张。黄彦修的话表达了徽商对免除债户债务的见解。

红顶商人

对清末著名徽商胡塘（字雪岩）的别称。胡光埔因捐输及佐辅陕甘总督左宗棠有功，清廷赏封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赏穿黄马褂。人称"红顶商人"。当代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发表有《红顶商人》长篇历史小说，描写胡光墉一生的兴衰史，使胡光埔"红顶商人"的雅号家喻户晓。参见[胡光墉]，也有将"红顶商人"泛称所有亦贾亦儒，带红顶带的徽商大贾。

徽商会馆

徽州会馆、新安会馆、新安公所及徽属某县会馆的总称，是旅居异地的徽州商人结成团体，集会居住的馆舍。主要是联络乡谊，为本帮商人提供方便，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同时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

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钦县会馆，建于1560年，由旅京款人杨忠、鲍恩首倡，位于正阳门之西。初为三进九室建筑，后历经扩建、重修，规模宏大。会馆的建立，标志着徽商集团的形成，为徽商开辟了立足、发展之地，湖北汉口新安会馆，为旅汉徽商提供行商便利，扩充路径，开辟码头，置买店房，形成"新安街"，石镌"新安街"额。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同相邻的宁国府属邑合办）有房产、田产、义家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仅会馆建筑就造了20多年，规模宏大。明清徽商鼎盛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大至苏州、杭州、澳门、广州等大都市，小至淄院、姜湖、黄康等小镇，均有会馆设置。仅南京一地就有徽商会馆数处：马府街有新安会馆，太平街栏杆桥、上新河各有徽州会馆，钞库街有新歙会馆等。

徽商木业公所

徽商行业组织名。又称徽国文公祠。位于杭州候潮门外。清乾隆年间由婺源木商江扬言创建，其子江来喜又在钱塘江边上自闸口下至秋涛宫，购置3690余亩沙地，用来置放木材。新安江是徽木外运的主要信道，明清时期四季可运输，80％以上的徽木由新安江而下，抵达杭州，使杭州成为徽木的主要集散地。这3690余亩沙地，便是徽商用来停泊木排，堆运木材的栈场。

徽商史话

书名。朱世良、张犁、余百川主编。黄山书社1992年5月出版。此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古代徽商，下篇介绍当代徽商。古代徽商分"徽商短论·商史漫话"、"徽商百业·经营谋略"、"徽商人物·轶闻逸事"、"徽商会馆·商俗及其它"四个部分，当代徽商刊载了黄山市九家有代表性企业的专稿，以反映当代企业重振徽商雄风的情况。古代徽商的文稿，大都选自《徽州报》、《黄山日报》、《富园》杂等报刊己发表过的文章。

徽商研究论文集

文集名。《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文集收录中外学者发表的有关徽州商人研究的论文24篇，其中日本学者藤井宏教授《新安商人的研究》一文，曾由傅衣凌、黄焕宗合译成中文，连载于《安徽历史学报》、《安徽史学通讯》上。此次收录的为傅衣凌最新重译稿，并由藤井宏亲自写了序言。在译稿的后面，还附录日本学者寺田隆信《湖广熟，天下足》一文。秦佩市《明清徽商研究》一文，未曾发表过，文集亦作了收录。还有数篇有关明清时期盐商的文章，所论大都是徽籍盐商，文集亦予收录。文集后附有"徽商研究资料索引"，供徽商研究者检索、参考。

徽州茶商

指经营茶业的徽州商人。茶业为徽商经营的四大行业之一。徽州植茶始于南朝，唐代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产茶区。862年，歙州司马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阎门溪记》一文中记载，当时祁门县山上遍植茶叶，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业茶为生，每年二三月新茶上市，茶商云集。宋代徽商朱元经营茶业，遇蔡京改茶法，说其私贩茶叶有罪，因而下狱。元代敏人毕仁16岁便在庐州开设茶叶店，充当坐贾。其父毕天祥则每年运茶数百引，充当行商。坐贾与行商结合，获得商额利润，知名于时，明清是徽州茶商的鼎盛时期，清乾隆年间，徽商在北京设有茶行七家，茶庄百家以上，在津、沪开茶庄也不下百家。徽商经营茶叶，有茶号、茶行、茶庄、茶栈等多种类型，"茶号"犹如现在的茶叶精制厂，从农民手中收购毛茶，进行精制后运销，"茶行"类似牙行，代茶号进行买卖，从中收取佣金，"茶庄"为茶叶零售商店，以经营内销茶为主，后期亦少量出售外销茶。"茶栈"一般设在外销口岸，如上海、广州等地，主要是向茶号贷放茶银，介绍茶号出卖茶叶，从中收取手续费。徽州茶商以婺源人和绩溪人为多。